当前位置: 首页 > 人文社区 > 珠光湖韵 > 正文

我爱你,母校内蒙古大学


在母校60 华诞之际,出于对母校深深的热爱,我又一次回忆了我们那段不平凡的大学生活,许多难忘的场景犹在眼前!

1960年9月,我考上了内蒙古大学物理系,开始了5年的大学生活。我很快爱上了这所内蒙古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。我们年级有150多人,分4个班,每班约40人,我分在了4班,教室在主楼419室。宿舍是学生北楼一层,八个人一个房间,四张上下床。班主任是季秉厚老师。

入学后进行了半个月的思想教育。于北辰校长、巴图副校长等领导在讲话中多次提到:“我们内蒙古大学是一所为内蒙古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,你们将来都要成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。”对我们寄予很高的期望,这也成为我们努力上进、刻苦学习的动力。

在刚开学的班会上,同学们的表态都十分积极,表示为祖国、为人民要好好学习,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!我也及时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早已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。

紧接着就是下乡劳动锻炼。我们自己背着被褥、衣服,步行上路了。路上还下起了小雨,把我们的行李都淋湿了,所以越走越困难。特别是在淌着一尺多深的水过大黑河时,冰冷的河水把我们的腿脚都冻得麻木了!就这样整整一天,走了一百多里路,天黑时才到达目的地:凉城县的单代村。

这是一个贫穷的村子。我们七八个人一个屋,挤在老乡临时给腾出来的房子里。炕上没有铺垫,最多有一块席子,有的干脆是光溜溜的炕皮。还好,有热炕,睡觉不冷。我们的任务是收荞麦。一大早我们就下地了。同学们几十个人在地的一边排成横队,一起往前走。由于遭灾和大炼钢铁的影响,这里种的荞麦可以说几乎没有收成,隔两三尺远才有一棵荞麦苗,上面只有几颗麦粒。起初我们走一步,弯下腰拔一棵荞麦,到后来腰累得实在不行,就干脆趴在地上往前爬,地垄还特别长,一上午也爬不到头!大家穿着劳动布裤子,尽管都打着补丁,也还是都磨破了。到了对面的地头,口干舌燥、腰酸腿痛。因为早上只喝了几碗荞面糊糊,早已饥肠辘辘,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午饭照样是荞面糊糊,一天的食物就是三顿荞面糊糊。困难时期来到了!

记得我们有一位男同学肚子疼得厉害,叫来了校医。医生让那个同学面朝上躺在老乡的大柜上,大家看到这个男同学的肚子鼓得就像怀胎十月的孕妇,医生拍拍他的肚子说:“少喝两碗糊糊就好了!”实际上就是因为饿的厉害,想多吃一点东西,可锅里就只有稀糊糊呀!

晚上我们还要听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。回忆新中国成立前这里饿死过多少人。就这样,我们大多数同学在这次下乡中经受了锻炼,受到了教育。

半个月以后我们回到学校。1960年冬天,是最困难的时期,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比较困难。我们大学生受到了特别关怀:普通市民每人每月28斤粮食,我们的定量是34斤。可是没有什么油水,连蔬菜也很少,棒子面窝窝头里掺着一半糖菜渣,年轻人怎么能吃饱呢?我们同学大多数都有12元以上的助学金,后来又增加到15元,这就够一个月的饭费了。但光有钱也不行,甚至有粮票也不行,街上根本没有卖食品的,连块糖也买不上!所以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块固体酱油,这就是当时仅能买到的食物,饿了就啃两口,剩下的就只能多喝水填肚子了。缺营养、吃盐多、喝水太多导致,同学们有一半以上都得了浮肿病!由于我的饭量比较小,加上全家人的关怀照顾,开学时就带着不少馒头片等食物,所以,比较幸运,我没有浮肿。

我们曾受到了特殊的照顾,解放军给我们送来了他们打的野黄羊,堆在食堂里,这给我们的饭菜里增加了不少油水。

有个真实的笑话我记得很清楚:我们吃饭都是打好饭后,自己端到饭桌上,没有坐的凳子,大家都站在桌边,每个桌子旁都站着一圈人,比较挤,相邻的同学也不一定认识,自己吃自己的。有一位男同学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,边吃边看着远处。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后,接着就用筷子夹着吃旁边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学饭盒里的菜,自己好半天也没有发现,直到那位女同学把自己的饭盒拿回去一点,那位男生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行为,羞得脸红脖子粗,不知说什么好,在周围同学的笑声中匆匆离去。可见当时大家吃饭都不知道什么是饱!

我们班有一位男同学,饭量特别大,天天吃不饱,被大家称为“胶皮肚”。许多饭量小的女同学常送给他一些剩饭。有一天早上起床时,他的胸部和被子湿了一大片,是流的口水,原来他夜里梦见吃油炸糕!

我课余时间在学校的电影队工作,每放映一场电影,值机的放映员就可以得到二两粮票的补助。就是给像军棋子一样大的一张小纸,上边印着“二两”,还盖着管理员的章,用它可以买到一个窝窝头,就这点“待遇”,令许多同学羡慕不已!

有不少同学打饭用的是一个小号洗脸盆,为的是让炊事员给打饭时,看见一勺饭还没盖住“碗” 底,或许能再给补上少半勺!而且,每顿饭后他们都要把“碗”舔得干干净净。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,是比较普遍的。

再看看住的条件,我们住在学生南楼一层,八个人一个屋,屋里有四张双层床,一个小窗户,光线不太好,黑洞洞的。卫生条件很差,臭虫多得玄乎:天花板和墙壁上有一行行隆起的墙皮,只要一剥开这墙皮,里面就会爬出一窝臭虫来。晚上睡觉,天花板上掉下的臭虫都能落到嘴里!大家都被臭虫咬得浑身痒痒,真受不了。直到三年级,学校花了很大代价,全校同时用了一种杀虫药喷杀臭虫,搞了半个月,总算让我们摆脱了臭虫的骚扰!

以上几件小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大学生活环境的困难程度。

生活上的困难让相当一部分同学放弃了上大学,回了家乡。留下的同学,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,继续努力学习。

幸运的是:我们的老师都十分优秀,大多数是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高才生,是支援边疆来到内蒙古的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陶懋颀老师就是典型,他学术知识渊博,为人十分谦逊,可敬可亲,工作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,对学生更是关爱备至、诲人不倦。记得有一次在西阶梯教室上全年级大课,陶老师在讲完一个问题后,问大家有什么疑问,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,陶老师十分欣赏地表扬了我,说问题提得好,思路正确,有创造性特色,当堂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此后,陶老师和我的关系又进了一步。可没想到这也成了后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陶老师被批判的一条“罪状”,说他偏爱“出身不好”的学生!2007年,内蒙古大学50年校庆时,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我敬爱的陶老师。他在“文革”后,就回北京工作了,而且还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中当辅导老师。这次,七十多岁的他,竟然声泪俱下地和我们提起当年在内大的工作和生活,还特别激动地说:“同学们,咱们是最后一次见面了!”我们不理解陶老师此话的含义,百般安慰老人家:您要多多保重身体,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可不久,噩耗传来:我们敬爱的陶老师已经与世长辞了!我也没能和他做最后的告别,留下了终生的遗憾!

系主任郑愈、布和,系团总支书记王寅清,数学老师席少林,无线电老师王建勋,量子力学老师顾世洧,电子学老师刘金铸,曾留学苏联的电子学老师冯啓元,还有钟鹏飞、王有志、黄文德、张纪生、张存生、陈桂华、胡文忠、斯尔格楞、吴碧华、吕慎行等都是我们难忘的恩师!

尽管生活环境很苦,政治环境也比较困难,但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强烈求知欲望的主导下,同学们的学习都很努力。在一、二年级,周一到周五每天有4节课,上课一般都在上午。到三年级以后,每天只有两节课,即上午的头两节老师讲课。其余时间全都是自习,完全由自己安排。实际上老师讲课只是把重点内容讲一讲,其余的有的只是提一提,还有些要完全自学。有时一节课就讲完了半本书,全靠自己一点点去“抠”, 要搞懂一个问题,往往得“抠”好几个小时,甚至几天!到处借书、找参考资料、请教老师和同学,学习到深夜是经常的事。在每天深夜,都能看到西阶梯教室和主楼、物理楼各教室的灯光。到三年级,我都没有到公园玩过一次,可以看出学习是多么专注和紧张。整个大学五年,和大多数同学一样,我都憋着一口气,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,在各位恩师的教导下,政治上积极上进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,学习上刻苦钻研,力求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,就这样,度过了五彩斑斓的5年大学生活。还比较幸运,在“文革”之前,我们学完了全部课程,按时毕业了,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我感谢母校的培养,我爱母校内蒙古大学!

作者简介

闫广晖,汉族,1942年生于山西祁县。1960—1965年在内大物理系学习。1988年晋升高级工程师。在医院从事医学工程专业。曾任卫生部临床医学工程专家库专家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办专家库专家、内蒙古医学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、《中国医疗设备》杂志编委。在国家级杂志以及国内、外学术会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。

(节选自《珠光湖韵》第三集)


-------- 相关新闻 --------

读取内容中,请等待...